内摆了五十张桌椅，都是他让人用旧木料改制的。又奏请朝廷将闲置的十处官宅改为学舍，征召退休的老儒任教，给任教的老儒发放俸禄，不让他们“空劳心力”。他还亲自为义学题写匾额“开蒙启智”，字体雄浑有力，透着对百姓子弟的期许。

义学初开时，招生情况并不理想。有个叫李老实的农户，宁愿让儿子去放牛，也不愿送他入学，直言“读书不如种地实在，还能多赚点口粮”。谢渊得知后，亲自上门劝说。他没穿官服，只穿了一身粗布衣裳，见李老实正在晒麦子，便上前帮忙，一边扬场一边说：“老哥，你看这麦子，要辨好坏才能卖好价钱，要是认字，就能看懂粮行的价目表，不会被坑。孩子读书，不是为了当官，是为了明事理，将来不管是种地还是做买卖，都能少吃亏。”他还从袖中摸出一套笔墨纸砚，递给躲在门后的孩子：“这是给你的，拿着去学堂写字，中午管饭，不用你家花一文钱。”李老实见他没有官架子，又说得在理，终于点了点头。谢渊还特意在义学设了“农课”，请老农来讲授种地的技巧，请账房先生来讲授算数，让义学的课程贴近民生，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送孩子入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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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亲自为义学定下规矩：“不收束修，管饭管笔墨，贫家学子额外发‘助学银’，每月五百文，供买纸笔之用。”有个叫李砚的孤儿，父母在瘟疫中去世，无家可归，谢渊便将他接入府中抚养，亲自教他读书习字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陪着李砚背书，晚上则教他批改简单的公文，还说：“读书要用心，做人要正直，将来不管做什么，都要记得帮衬百姓。”在他的推动下，全国三年间新增义学两百余所，入学孩童达五万余人。有个叫王秀才的学子，考中秀才后，专程骑着毛驴赶赴京城谢府叩首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，跪在门前哭道：“若无谢公，我仍是目不识丁的放牛娃，哪能有今日的功名？”谢渊扶起他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将来做了官，要记得为百姓办事。”

萧燊审定此节时，正翻看着附在卷宗后的《启蒙堂章程》，章程是谢渊亲手书写的，字迹工整，其中“凡七岁至十五岁孩童，不论男女，皆可入学”的条款，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。他见谢渊手书“为君者当知民心，知民心先明民智”，与自己读《辅政录》时“君之智，源于民之智”的感悟全然相合，不禁心生共鸣。他提笔在卷宗上批注：“启民智方能固民心，谢师兴学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他建的不是学堂，是百姓的希望，是国家的根基。本宫虽未及亲受教诲，读其遗策便如亲炙其言，这声‘师’，他当得。”批注完，他又让人将《启蒙堂章程》抄录一份，放在东宫书房，供自己每日研读。

卷宗附的京城“启蒙堂”学生名册，是从翰林院的旧档案中找到的，纸页已经泛黄，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。名册的首位便是孤儿李砚，旁边标注着“家贫，入谢府抚养”。编修官还查到了李砚的列传，其中记载：“砚少孤，受谢太保启蒙，苦读十年，中进士，授御史，一生以民为本，弹劾贪官数十人，百姓称‘李青天’。”李砚在自己的着作《青灯集》中写道：“谢公教我‘为官当如竹，直而有节’，此语我终身铭记。”这些记载，都印证了谢渊兴修义学的成效，也让他的教育理念得以传承。

朝中贪腐成风，不少官吏借着赈灾、征税的名义中饱私囊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山西布政使王显更是胆大包天，贪墨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二十万两，用于修建自己的私人园林。有个叫张御史的官员，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，上书弹劾，却反被王显诬陷“结党营私”，罢官还乡。谢渊在京城得知此事后，怒不可遏，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摔在地上，茶水溅湿了案上的《吏治策》。他当即上书皇帝，自请巡按山西，彻查此事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乔装成一个江南来的盐商，带着